1920年7月13日的午后，直皖战争的阴影即将笼罩，我搭乘火车从北京启程前往天津。车厢内旅客众多，拥挤不堪，列车速度亦不稳定，直至黄昏时分，方才抵达中途的廊房站。
火车缓缓驶入站台，随即停下脚步。站外，稀疏的枪声若有若无地传来，旅客们心神不宁，却无人敢擅自离开车厢。透过车窗望去，只见与人等高的高粱丛中，零星的全副武装士兵缓缓移动。其中一位军官大声向我们解释，这不过是双方前哨部队的短暂交锋。若非前面的铁路已被截断，我们今晚仍有抵达天津的可能。果不其然，不久后火车再次启动，然而沿途走走停停，直至深夜才抵达了目的地。
次日（七月十四日），直皖战争正式拉开了帷幕。皖系的段祺瑞自诩为国民军总司令，率领以日本装备为核心的边防军，从北京周边地区向保定、天津方向发起进攻。而直系的曹锟与吴佩孚则组建了讨伐逆军的队伍，他们得到了关外张作霖及桂系岑春煊等势力的支持，以保定作为指挥中心，对皖系军队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战事持续约五日，终以直系军队的胜利画上句号。此战标志着自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塑造了北洋军阀体系以来，首次发生的内部大规模冲突，亦揭示了北洋军阀体系走向解体的明显征兆。
于天津逗留一晚之后，翌日搭乘津浦线列车向南驶行，终于在十五日踏足这座雄踞龙蟠虎踞之地的六朝古都——南京。
随着暑假的拉开序幕，加之战争的阴影笼罩，南京的校园里，朋友们纷纷离校。南京城内商业凋敝，民气沉闷，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孤独与哀愁。然而，那时的青年人普遍怀揣着游历名山大川的豪情，我也深受这种旅行热忱的感染，时常在旅途中寻得片刻闲暇，游历山水之间。因此，即便南京城内戒严令频出，我依旧独自穿梭于风景名胜之间，如雨花台、清凉寺、莫愁湖、玄武湖、天王府等地，每一处都勾起我对太平天国那段烟雨往事的无限遐想。
未几，我抵达上海，报纸上已刊载皖系战败的消息。我即刻前往拜访当时迁居于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先生。
陈先生对皖系军阀的覆灭感到欢欣鼓舞，便畅谈起时局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走向。他询问我此次南下的目的，是否担当了学生代表的职责。我明确予以否认，并详细叙述了离京前与李大钊先生的一段对话。听闻此事后，他显得格外兴奋，表示正是为了商讨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关事宜，才急于与我交谈。
陈先生诚挚地邀请我搬至他府上同住，以便我们可以深入商讨。他提及楼上有三间宽敞的居所，其中两间由他和家人居住，而第三间则由一位思想前卫的女青年王会吾所占用。至于楼下，共有三间房间，其中一间用作客厅，另一间由青年作家李达居住，而第三间闲置的房间则恰好适合我入住。
尽管我怀揣着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强烈意愿与热情，但目前这尚停留在一种空洞的理想之中，更偏向于个人兴趣的范畴，尚未转变为以这一运动作为终身追求的坚定决心。故此，在初住陈家期间，我仍旧频繁外出奔波，辞去了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总干事的职务，并与黄介民等老友们频繁聚会。这样的行为让陈先生等人感到些许厌烦，陈太太更是调侃我交友广泛，或许是在寻找意中人。然而，这些自然都是偏离事实的戏言。
大约快到七月底,我才与陈先生慎重其事的谈起李大钊先生的意向。他开门见山地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
陈先生所持的坚定立场，乃是我生平首闻。他慷慨激昂地阐述其主张的种种理由。我全神贯注地聆听他的精彩论述，时而予以赞同，时而提出质疑。自此，这一主张便成为了我们之间多次交流的核心话题。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 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
陈先生谈锋甚健，在我寄居他宅的期间，午后的时光，若无他客打扰，他便开启话匣，与我畅谈，常常持续数小时。他的言辞非学院派风格，却极具吸引力。他常先提出一个假设，随后不断提出问题，不厌其烦地探寻他心中的最佳答案。当谈兴正浓时，双眸熠熠生辉，笑声朗朗。
陈先生坚守己见，从不轻易妥协，即便是细微的分歧，亦不愿有一丝模糊，唯有表述得明明白白，方能令他满意。然而，一旦在未深思熟虑之处被人指出，他便会立刻坦诚地承认错误。他言辞锋利，态度严肃，宛如一团炽热的火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大钊先生那温和的性格。
他虽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但对中国文化的根基仍深植于心，是一位地道的学者。他拥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多年来，他致力于文化工作，其文笔生动且锐利。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孔子的纲常名教以及康有为等人的尊孔观点，并对一切陈旧的思想和传统提出了质疑。他倡导文学革命，弘扬科学和民主的核心理念。尽管这一切大多源自西方文化，但他却能融会贯通，借此揭示中国固有传统的弊端，因此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军人物。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起步较晚，直至一九一九年伊始，方始发表对俄国革命表示同情的文字。年底，迫于形势离开北京之际，他才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途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起初或许是受到李大钊、戴季陶等友人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并非全然无保留。他时常强调，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石，灵活地使之适应我国的现实状况。
他虽以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于世，但他早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他似未加入同盟会,但一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左倾文人交游,也曾因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
关于为什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们谈论得很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就我记忆所及,主要是下列各点:
首先，社会革命的实质在于中国无产阶级以及广大贫苦民众的自我解放追求。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显而易见，唯有遵循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阶级斗争路线，通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云app下载方为可行之道。这一观点亦可通过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得到充分印证。
其次，我们认为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及其所引领的革命实践尚未达到彻底的程度。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的理念过于理想化，缺乏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至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所推崇的议会政治，在中国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也难以实现，因为我国尚未具备建立完善议会制度的条件。
第三、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仍应从事新文化运动、反军阀运动、反日爱国运动等;只要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去适应地进行,就没有说不通的道理。
第四、我们不应拘泥于共产主义理念的高远与少数人的理解，站在革命的前沿，我们应当怀抱“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远大理想，并为之不懈奋斗，以期最终实现这一目标。
第五、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工人队伍规模有限，文化水平相对滞后，故而普遍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担当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然而，自五四运动以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人数持续增长，若能汇聚力量，必将成为推动这一伟大事业的开路先锋。
我们曾谈论到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和政纲,我们心目中的党纲内容是规定共产主义的基本信念和讲求实现的基本手段,这点有书本可资参阅,容易解决。而政纲的主要内容,却是要规定重要政策和进行步骤,我们称之为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的政纲。
陈独秀先生曾这样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参加类似辛亥革命的革命运动和反日爱国运动,则就根本不必成其为共产党。 我们虽否定李大钊先生所谓暂不过问实际政治的说法,但经多方推敲,仍然难于确定一个最小限度的政纲,其内容主要是对于现实政治各方面的应有态度。
在无可奈何之下,陈独秀先生这样表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因此,党纲与政纲并没有详细 拟定而暂时搁置下来了。
我们又谈到党章和实际组织的问题,陈独秀先生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党魁制,如孙中山先生之任国民党的总理那样。他举出许多事例,证明中国过去各政党因采党魁制而发生了种种流弊。他主张中共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出来负联络之责;其他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 他认为这种组织方式已由俄国共产党证明其妥善,也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形。
对于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参加共产党这一点,我们的想法大体是主张宁缺毋滥。我们认为参加共产党的人不仅要同情和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要为共产主义实际工作。我们都赞成在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征求参加者。我们都不愿意政治背景复杂或人格有缺陷的人参加进来，但也主张不管过去信仰那一派的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只要现在能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参加实际工作,就可以接受入党。一般说来,我们认为共产党是圣洁的,要求每一个参加者也必是纯洁的人物。
陈独秀先生注重如何展开各项实际工作。他素来不尚空谈,说干就干,认为首先应在各重要地点组成若干中国共产党的小组,并立即开始宣传、组织的工作。其次,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不能没有工人。因此我们须组织工会,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并吸收一些先进工人做党员。再者，我们很重视青年,不仅需要其中少数激进人物参加,而且需要用各种形式来组织更广泛的青年,使他们参加多方面的工作。此外，我们觉得可由已觉悟的知识妇女带头发动,广大妇女群众也很快可以组织起来。
陈先生向我表示,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已和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 他们都一致表示赞成。他特别提到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但戴与孙中山先生关系极深,是否会参加中共,就不得而知。邵力子也因早具国民党籍的关系,参加与否,正在考虑之中。其余诸人参加上海小组似已无问题。他 还预计沈雁冰、俞秀松等人也会很快参加。
在陈先生看来,上海小组应立即进行下列各项工作:出版一种理论性的刊物,定名为《共产党月刊》,由一位德国留学生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称的李季为主编。学者型的李季或不会参加中共组织,但会竭力替这一重要刊物工作。又准备出版一个通俗的工人刊物,并物色一些青年到工人中去活动。
再主张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的预备学校。这个团的上海小组预计最先约有三十多人参加。他说这在苏俄叫作少年共产党,在中国则可命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的条件不可太严,以期能吸收较多的青年。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亦应同步设立，然而其组织结构相较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略显松散。换言之，只要会员对马克思学说抱有兴趣，便无需参与党的具体工作。
为了深化研究和学术探讨，他与上海的倡导者们计划派遣部分青年学子前往莫斯科深造。同时，他们还将与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留学生保持联系，并请他们各自负责研究和介绍马克思的学说。
陈先生正积极推动各地中共小组的组建工作。他明确指出，上海小组将承担起苏、皖、浙等省份的组织与拓展任务。曾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的大地主沈定一，如今正主动大幅降低佃户应缴纳的租金，与此同时，他还与激进周刊《浙江潮》的主编施存统、俞秀松共同发力，三人将共同负责在浙江杭州地区发起组织。而陈先生本人则致力于在南京、安庆、芜湖等地寻觅有志青年，以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的老友，著名学者高语罕当时正在安徽授课，是首批积极响应者之一。
陈先生期望李大钊先生与我尽快在北方展开行动，首先成立北京地区的工作小组，继而拓展至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以及天津、唐山等城市。若条件允许，还应关注东北、蒙古以及西北等广阔区域的组织建设。
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李汉俊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原籍湖北,正在上海任教,担任联络武汉的激进人物,大致可找到在武昌教书的老国民党员董必武,和以能文善演说著称的后起青年恽代英等为发起人。
在海外，留法的勤工俭学生群体展现出巨大的潜力。陈先生拟与知名的马克思青年学者蔡和森取得联系，委托他在德国、法国等国的留学生群体中，发起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同时，陈先生提到施存统即将前往东京，他负责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并在留日学生中推广中共组织的活动。
我住在陈家的这一段时间内,并未见到陈先生及他所提到的中共上海小组的发起者们在他家里有任何集议。而且我和这些人先后会面晤谈时,发现他们都没有像陈先生那样专心致力的热诚和集中注意力在组党这件事上,因而也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象。
与我共居的李达，当时对于组建政党的事情也并不特别热衷。他是一位潜心研究的社会学学者，终日沉浸在笔耕不辍的写作之中，鲜少参与我们与陈先生的交流，尽管他时常被邀请加入。
戴季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他与妻子居住在新渔阳里六号的前楼，与陈先生毗邻而居。屋内陈设颇为简朴，除了书籍之外，仅有几件粗陋的家具。他对我大加赞誉陈炯明，称其为“社会主义的将军”。彼时，陈炯明担任粤军总司令，驻扎于闽南的漳州、长汀地区。这位将军对新文化运动情有独钟，热衷于探讨社会主义理论，常与戴季陶、陈独秀等在上海的学者保持书信往来，相互研讨。
戴季陶曾强调指出,陈将军的驻防地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如社会主义教育、新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社会改良 都可试办。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如《共产党月刊》 等都可在那里创办。他并且邀我抽出时间到闽南去参观一下, 借此机会与陈将军交个朋友。
陈独秀先生似乎并未对陈炯明给予过多关注，或许与戴季陶的见解相左，亦或认为那属于孙中山先生的势力版图。我亦急于返回北京，因此对戴季陶的热忱邀请，只能暂时婉拒，待他日他年，方能成行。
我与陈先生的对话持续了两周有余，双方意见一致，尽管过程中偶尔激烈讨论，话题也颇为广泛，但总体上思路清晰，我们的观点相近，彼此间毫无隔阂，均感畅快。因此，尽管谈话内容丰富，我们并未形成书面文件。一方面，我们自认为这些还只是初步的想法，尚不具备精确性和周全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在没有与更多人深入交流之前，就匆忙拟定党纲、政纲、章程、要点或工作计划，似乎显得不够民主。
我坚定地赞同陈先生的观点与设计，并承诺将即刻启程返回北京，全力以赴。这一承诺让陈先生深感欣慰。此前，我也曾向陈先生明确指出，在中共尚未召开正式成立大会之前，全国各地的小组均需由上海小组负责通讯联络工作。同时，我建议虽然我们并未实行党魁制，也无意赋予任何类似党魁的头衔，但现阶段确实需要一个居中统筹的人选。陈先生毫无保留地、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提议。
{jz:field.toptypename/}正当我们的对话渐渐接近尾声之际，大约在八月二十日的那个夜晚，我自外归来至陈宅。我听到陈先生在楼上的书房内与一位外籍来宾及一位带有山东乡音的中国人交谈。他们似乎是在我入眠之后才陆续离开。后来我才得知，那两人正是威金斯基与杨明斋。这是我唯一一次在陈先生家中目睹他们聚首交谈的场景。
第二天,陈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共产国际有一位代表来了,已经和他接了头,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来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陈先生并未告诉我他们谈话的详情,也没有说明他们之间曾接过几次头,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相约保守秘密的原故。可能他和威金斯基最初几次接触还只是涉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问题。威金斯基自然会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早日成立, 陈先生也许受了这种影响,才定下立即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决心, 并积极展开活动。
陈先生对我谈及我们与共产国际关系之重要。他不禁感慨，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根基尚显薄弱，时至今日，马克思的《资本论》仍未有中文译本问世。他认为，我们肩负的重任不容小觑。若能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无论是在马克思理论的学习上，还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操作经验上，都将获得极大的助力。
他进而提及，若共产国际能派遣一位能力出众的代表担任我们的顾问，我们亦将从中受益匪浅。
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和成立上海小组的初步商谈,是在我到达上海以前就已开始进行;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小组——上海小组——的正式组成是在我离开上海以后的事,约在八月下旬。正如陈先生所说,中共最初的发起人,也就是上海小组的组成人员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统等七人。戴季陶因国民党籍的关系,没有正式加入组织。杨明斋由俄共党籍转入中共为党员,是和沈雁冰、俞秀松等人的参加一样,都是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以后的事。
在我决意投身之际，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恰好抵达上海。我随即前往西藏路的一品香旅社拜访，直言不讳地向他透露，我暂居于陈先生府上，有意追随陈先生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并恳请他给予指导与建议。
蔡先生，一贯秉持无政府主义理念，坦言：中国似乎唯有遵循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无政府主义者因缺乏组织而显现出某种不足，马克思主义者若欲有所建树，亟需迅速集结力量。蔡先生平日待人谦和有礼，不喜直接泼冷水，然而对待门生，他却坦诚直率。此次他对我所选择的道路表示赞同，显然并非寻常的客套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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