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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2月，一纸任命下来，陈毅接替周恩来，成了新中国第二任外交部长。
消息一出，不少人都捏了把汗。
陈老总是谁？那是元帅，是诗人，是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主儿。
他那性子，是出了名的直率、火爆，高兴了能跟你掏心窝子，急了能当场拍桌子。
可外交是啥？那是“滴水不漏”，是“字斟句酌”，是“在刀尖上跳舞”。
让一个“炮筒子”去干“绣花针”的活儿，这能行吗？
周总理把这么个“烫手山芋”交给他，到底图个啥？
01
陈毅，大伙儿都习惯叫他陈老总。这个称呼，就透着一股子战场的硝烟味儿。
他是四川乐至人，早年间跟周总理一块儿去法国勤工俭学，算是老相识。但俩人后来的路子，岔开了。周总理主要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玩的是精细活儿。陈毅呢，他基本上就没离开过枪杆子。
从南昌起义开始，他就一路摸爬滚打，在井冈山上协助朱德、毛泽东，后来拉扯新四军，成了军长。解放战争那会儿，淮海战役，他是总前委之一，指挥着几十万大军。上海一解放，他又成了第一任市长，镇场子。
他这履历，从头到尾都刻着“军人”两个字。
而且陈老总这人吧，他还是个诗人。他写诗，跟别人不一样，不爱搞那些风花雪月，写的都是“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种硬邦邦的句子。他的性格，就跟他的诗一样，直来直去，豪情万丈。
这种性格，说白了，就是“江湖豪侠”那一款的。喜欢大开大合，不喜欢抠抠索索。
那么问题来了，外交是干嘛的？
在那个年代，大伙儿一提到外交官，脑子里冒出来的形象，基本都是西装革履，头发梳得锃亮，说话慢条斯理，生怕说错一个字。开个记者会，那稿子得是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个标点符号都得有讲究。
战场上元帅拍板，外交场玩精细活儿，这俩能捏一块儿？
这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1958年那会儿，周总理肩上的担子太重了。他既是总理，管着全国的柴米油盐，又兼着外交部长，在国际上跟人掰手腕。这真是忙得连轴转，一个人掰成两半儿使都不够用。
外交部长这个位置，必须得找人接了。
这位置可不是谁都能坐的。那会儿的新中国，在国际上啥处境？一边是美国带着西方集团，把你围得铁桶一样，不承认你，还要封锁你。另一边，苏联这个“老大哥”，也开始跟你闹别扭，关系一天不如一天。
这个外交部长，就是新中国的脸面，是伸出去的拳头。
选来选去，最后定了个谁也想不到的人——陈毅。
任命一下来，陈毅自个儿都蒙了。他跑去找周总理，说是“讨价还价”也好，说是“推辞”也罢，反正就是一句话：这活儿我干不来。
他自嘲说，自己就是个大老粗，搞外交那套“三S”玩不转。啥叫“三S”？就是“Stand”（站着）、“Smile”（笑着）、“Shake hands”（握手）。陈老总觉得，自个儿这脾气，怕不是上去就得跟人吵起来。
但周总理的态度很坚决，就是他了，没得商量。
周总理图啥呢？他门儿清。他看中的，恰恰就是陈毅身上那股子“大老粗”的劲儿。
那个年代的新中国，太需要一个声音了。一个强硬的、自信的、不卑不亢的，能镇得住场子的声音。
周总理自己的外交风格，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温文尔雅，但寸步不“让”。他像一把太极剑，柔中带刚，绵里藏针，负责把底线守得死死的。
可光守不行啊，还得有“攻”的。得有一个人，能冲在前面，像一门重炮，把新中国的气势给打出去。
陈毅，就是周总理选中的那门“重炮”。
陈老总上任后，也没客气。他没打算把自己伪装成那种“滴水不漏”的传统外交官，他还是老样子，元帅作风。
出国访问，他不喜欢照着稿子念。他觉得那玩意儿憋屈，不如自个儿脱稿讲。一讲起话来，中气十足，手势还特别多，一会儿挥手，一会儿拍桌子。
有时候，他几句大白话，能把全场逗得哈哈大笑。有时候，他几句硬话，也能把对面的记者噎得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风格，在当时的外交圈里，简直是个“异类”。
很多西方记者都傻眼了，他们跑了几十个国家，采访过无数政要，就没见过这种风格的外交部长。这哪是开记者会，这简直是在战场上训话。
可这种风格，它也是一把双刃剑。
用得好了，效果拔群。比如他访问阿富汗，国王送了他一匹宝马。按规矩，他得客客气气地感谢一番，这事儿就算过去了。结果陈老总呢，他一看那马，军人那股子劲儿上来了，直接大手一挥，翻身上马，在草地上“嘚嘚嘚”跑了一大圈。
那马术叫一个漂亮，当场就把阿富汗那些王公贵族给镇住了，赢了个满堂彩。这比你说一百句“中阿友谊万岁”都管用。
但是，这把剑要是用得不顺，或者碰上那种特别复杂的局面，就容易出大问题。
他这“炮筒子”脾气，一点就着，很快就给自己，也给新中国的外交，惹来了一场大麻烦。
02
这事儿得从1965年讲起。
那一年，亚非国家准备在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开第二次亚非会议。
这会可不是小事儿。10年前，第一次万隆会议开得非常成功，搞出了个“万隆精神”，亚非拉的兄弟们都觉得扬眉吐气。这第二次会议，就是要把这个团结的势头延续下去。
中国作为发起国之一，自然是高度重视。
按计划，周总理和陈毅兵分两路。周总理先去埃及开罗，进行前期的访问和协调，探探各方的口风。陈毅呢，作为先遣团的团长，带着一大帮人马，先飞到了阿尔及尔，给大会打前站。
一切都准备得妥妥当当，就等开会了。
结果，就在6月19日凌晨，阿尔及尔城里突然响起了枪声。
阿尔及利亚的国防部长布迈丁，发动了军事政变，一宿的功夫，就把总统本贝拉给抓了起来，自己当家做主了。
这一下，全乱套了。
东道主自个儿先打起来了，总统都成了阶下囚。这会，还开不开了？在谁的地盘上开？谁来主持？
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开罗，周总理一听，就知道这事儿要糟。他搞了一辈子地下工作，这种突发状况他见得多了。
他立马警觉起来。这个新上台的布迈丁是什么态度？他稳不稳得住？其他非洲国家认不认他？这会要是强行开，会不会开成一个“分裂”的大会？
周总理当机立断，马上给国内发电报，提出他的建议：行程推迟，他先留在埃及“静观其变”。必须得把情况摸透了，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国内很快回电，同意周总理的方案：谨慎观察，再做决定。
周总理这边是稳住了。可要命的是，陈毅已经在阿尔及尔了啊。
他那个地方，才是真正的“风暴中心”。
各国代表团基本上都到了，大伙儿刚住下，准备开会了，突然听说东道主没了。这都傻眼了，一个个心里都没了底。
中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发起国，又是亚非国家里的大块头。中国什么态度，就成了所有人的“风向标”。
于是乎，那几天，陈毅在阿尔及尔的住处，门槛都快被踏破了。
各国代表团的团长，一天能来拜访个七八趟，见面就是一句话：陈部长，这会到底还开不开？你们中国啥意见？
那个场面，搁谁谁都头大。
按规矩，陈毅应该立马跟周总理通气，等国内的统一指示。可在那时候，通讯没那么方便，而且局势瞬息万变，各国代表都眼巴巴地围着你，你总不能说“我不知道，我得等信儿”吧？
陈老总那元帅脾气又上来了。
他寻思着，中国是堂堂大国，这种时候怎么能露怯？怎么能含含糊糊？必须得给个明确的态度，稳住军心。
他没等来周总理那边的最终研判，也没再跟国内请示，大嗓门一开，就对着来访的各国代表，拍了胸脯。
他中气十足地打了包票，核心意思就一个：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而且一定要开好！
这话的分量，可太重了。
各国代表一听，心里那块大石头“咣当”就落地了：行，中国都这么说了，那这会肯定没问题。大伙儿都松了口气，开始按照“会议照常举行”的调子回去准备了。
消息一传出去，国际舆论也都默认，这就是中国的官方态度。
可坏就坏在，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并没有像陈毅想的那么简单。布迈丁虽然控制了首都，但他这个“新班子”的合法性，遭到了很多非洲国家的质疑。
不少国家公开表示，不承认这个政变上台的家伙。你要是强行在这儿开会，那对不起，我们不参加了。
周总理在开罗那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跟各方势力来回斡旋。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会开不成了。强行开，必然导致亚非国家的大分裂，那还不如不开。
最后的结果，就是大会不得不宣布延期。再到后来，干脆就取消了。
这下可好。
陈毅那句“必须开好”，成了一句彻头彻尾的“空炮”。
那些听了中国表态、坚持要开会的国家，感觉自己被中国给“涮”了。这在外交上，是极其被动的，让中国在亚非兄弟面前，信誉扫地。
周总理得知陈毅在阿尔及尔的这番表态后，气得不行。
在后来的内部会议上，周总理罕见地发了大火。他当着众人的面，气得拍了桌子，直接批评陈毅这是“胡闹”，简直是“胡闹”！
周总理的措辞非常严厉，质问他，是谁给你的权力这么做主？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国际影响，谁来负责？
陈老总这回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那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一看周总理真动了气，他也不辩解，不吭声，老老实实站那儿挨训。
回国以后，他逢人就做检讨。说自己是“口不择言”，“没组织没纪律”，保证以后一定痛改前非。
这事儿吧，把陈毅的“弱点”暴露得一清二楚：性子太直，豪情万丈，但在复杂的大局面前，稳不住，容易凭着一腔热血拍板。
按理说，捅了这么大个娄子，还是在外交上，怎么着也得“冷藏”一段时间，或者干脆换个岗位吧？
可周总理这边呢，批是狠狠地批了，但转过头，还是照样重用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03
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其实也纳闷。
他们天天跟着周总理处理各种外交事务，那真是“针尖上跳舞”，一句话说错了都可能引发轩然大波。他们也觉得，陈老总这“放炮”的毛病，实在是跟这个岗位八字不合。
终于有一次，一个胆子大的工作人员，斗胆向周总理提了这个问题。
周总理的解释，让在场所有人都豁然开朗。
他的大意是，不要怕“放炮”嘛。搞外交，不能光是“和风细雨”，有时候你越是“滴水不漏”，人家越觉得你虚。
他补充说，有时候，就得“放炮”才能吸引人，才有那个“震撼力”。陈老总讲话，就很有气势，虎虎生风，这恰恰符合新中国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周总理还半开玩笑地“自谦”了一下，开云app说在这方面，陈老总就比他说得好，效果也比他好。
这话，可真不是周总理谦虚。
就在阿尔及利亚事件的同一年，1965年的9月29日，陈毅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开了一场中外记者招待会。
这场招待会，简直是陈毅“元帅外交”风格的巅峰之作，也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
咱们得先看看那是什么背景。
1965年，中国的国际环境，那叫一个恶劣。
美国在越南的战事，已经打疯了，战火都快烧到中国边境了。美国的军机还三天两头侵犯中国领空，挑衅意味十足。
北边呢，中苏关系彻底崩了。苏联“老大哥”翻脸不认人，撤走了所有专家，还开始在边境上陈兵百万，虎视眈眈。
可以说，新中国那时候是“四面楚歌”，两头受气。
这场记者招待会，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开的。说白了，就是开给全世界看的。
来了多少人？300多名中外记者，把人民大会堂那个大厅挤得是满满当当。
尤其是那帮西方记者，一个个都憋着一肚子坏水儿，准备了各种刁钻、尖锐的问题，就等着看新中国的笑话。他们觉得，你中国都这样了，总得服个软吧？
陈毅，一个人，没带稿子，就那么大马金刀地坐在了台上。
有记者站起来，第一个问题就来势汹汹，问美国在越南不断升级战争，中国到底怕不怕？
这问题，软了硬了都不好回答。
只见陈毅大手一挥，麦克风都不用凑太近，那大嗓门儿震得屋顶都嗡嗡响。
他说，我等美帝国主义打进来，等了16年了，我头发都等白了！
他指着自己的白头发，对着全场的记者。
他还说，要是美国决心把战争强加给我们，那就请便，放马过来！中国人民不怕打仗，原子弹我们也不怕！
他还放话，美帝国主义要是真的打进来了，他这个外交部长就没啥好干的了。到时候“官”一免，他就脱了西装，重新穿上军装，去打游击！
全场都静了。那帮西方记者，一个个都听傻了。他们预设了无数种回答，什么“严正抗议”、“强烈谴责”，但他们万万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答案。
这哪是外交辞令，这简直就是战前动员！
紧接着，又有人拿联合国席位的问题来做文章，阴阳怪气地说中国是不是很想进联合国？
陈毅直接回敬：联合国要是被美国控制着，成了反苏反华的工具，中国就不进！你们就算抬着轿子请我们去，我们也不去！
他还补了一句，世界这么大，难道离了联合国，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整个招待会，开了足足两个多小时。陈毅一个人，火力全开，像一挺重机枪，把所有射过来的“子弹”，全都给顶了回去。
那股子气势，那种“老子就是不怕你，你能怎么着”的劲儿，把在场的所有记者，全都给镇住了。
这就是周总理说的“气势”。
在那个年代，新中国一穷二白，兜里没几个钱，武器装备也落后。你靠什么在国际上立足？靠什么让对手不敢动你？
靠的就是这股子不服输、不怕死的精气神。
周恩来的“滴水不漏”，是守，是中国的底线，是“我们爱好和平，但我们也不惹事”。
陈毅的“火力全开”，是攻，是中国的锋芒，是“但我们也不怕事，惹急了谁都别想好过”。
如果说阿尔及利亚事件，是陈毅“放炮”风格的B面，是失误。那这场记者会，就是他风格的A面，是奇功。
周总理要的，就是这个A面。他宁可去忍受、去弥补B面带来的那些失误，也绝不愿意失去这个A面带来的战略威力。
这种“攻势外交”，在另一件闹得满城风雨的“裤子风波”里，体现得更明显。
04
时间往前倒两年，1963年的10月。
那时候，中国正在戈壁滩上，憋着一股劲儿，玩命地搞“两弹一星”。这事儿，外面是严密封锁，谁也不让你搞。
尤其是苏联“老大哥”，1960年翻脸，把专家全撤走了，还撂下话，嘲笑中国没有苏联的帮助，20年也别想搞出原子弹。
美国那边，更是天天挥舞着“核大棒”，在中国的家门口搞核讹诈。动不动就威胁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那会儿的中国，真是憋屈到了极点。
就在这个当口，陈毅在接见一个日本记者团。
日本记者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就问陈毅，听说中国在研究核武器，是不是真的？
陈老总那“炮筒子”瘾又上来了。
他对着记者，根本不藏着掖着，豪情万丈地就表了态。
他说，帝修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有原子弹、核子弹，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这么欺负我们，笑我们穷，造不起。
紧接着，那句名言就出来了。陈毅拍着桌子说，我们当了裤子也要把核子弹搞出来！
“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
这句话，像一颗炸雷，通过日本记者的笔，瞬间传遍了全世界。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
西方媒体立马就抓住了“当了裤子”这四个字，开始了集体嘲讽。说中国“穷兵黩武”，“不顾民生”，“疯了”。各种批评、嘲讽，铺天盖地而来。
在这些声音里头，有一个人的批评，分量特别重，影响也特别大。
这人就是香港《明报》的创办人——金庸。
金庸那时候还不是大伙儿熟知的武侠小说大师，他是华人世界里顶尖的社论家。他一看陈毅这话，立马就在《明报》上发了篇社论。
这标题起得也狠，针锋相对，叫——《要裤子不要核子》。
金庸在文章里头，可没客气，直接就开怼了。
他写道，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就算你勉强造出了一两枚原子弹，这个国家也决计不会强盛，这个政府也一定不会稳固。
他还举了例子，说英国早就有了核武器，但在1956年打苏伊士运河的时候，苏联一吓唬，说要用导弹炸伦敦，英国还不是乖乖地收兵了？
金庸反问，中国再努力十年，也赶不上那时候英国的核成就。你这几枚“袖珍原子弹”，到底有啥用处？还是省省吧，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
金庸这个观点，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非常“扎眼”了。
他说的有没有道理？
站在老百姓“吃饭穿衣”这个最朴素的民生角度，当然有道理。府库都藏满了，老百姓还挨饿，钱在库里，人在土里，这不行。
但是，金庸他毕竟在香港，他没有完全理解，或者说没有切身体会到，陈毅说那话的背景。
那个年代，新中国面临的，不是“要不要发展得更快”的问题，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
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庞然大物，两家轮流拿着核武器，在中国家门口比比划划，动不动就威胁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
这种“核讹诈”，是实实在在悬在所有人头上的一把刀。
你没有那个“大家伙”，你就没有上桌跟人平等对话的资格。你就得天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哪天人家不高兴了，就把你给“抹”了。
所以，高层才下定决心，必须砸锅卖铁，也要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这不是为了去欺负谁，这是为了“以核制核”，是为了打破讹诈，是为了让这帮“核流氓”不敢再对你动手动脚。
是为了让全中国的老百姓，能安安心心地去“做裤子”，去“吃饱饭”。
这，才是“大民生”。
陈毅那句“当了裤子”，话糙理不糙。他就是用这种最极端、最通俗、最大白话的方式，把这个宁死不屈的决心，喊给了全世界听。
金庸的社论一出来，不得了。香港的左派报纸立马就开始“围攻”《明报》，双方你来我往，笔杆子当枪使，打得是不可开交，事情越闹越大。
这事儿，最后自然也传到了陈毅的耳朵里。
05
大伙儿都以为，陈老总这火爆脾气，肯定得拍桌子骂娘。
好家伙，你一个香港“小文人”，写武侠小说的，也敢这么公开“叫板”共和国的元帅和外交部长？
结果，陈毅的反应，又一次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他非但没生气，反而托人把金庸那篇《要裤子不要核子》的社论原报找来了，仔仔细细地，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
读完，他没发火，挺平静的。
过了一阵子，他专门请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主任廖承志，还有香港《文汇报》的总编辑金尧如，几位熟人一起吃饭。
饭桌上，陈毅主动提起了这个“裤子风波”。
他很坦诚地自我批评，说自己那天接见日本记者，话说得确实有点片面了，有点“过头”了。
{jz:field.toptypename/}他说，老百姓还是要吃饱饭，穿暖衣，才能做别的事儿。既要有裤子，也要有核子，两手都要抓，这样才对。
这还不算完。
陈毅最后，还专门对金庸表示了欣赏。
他很大度地托话给金尧如，让他转告金庸，意思是，只要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人家骂得有道理，我就当他是挚友、是诤友！
这胸襟，这气度，简直了。
你看，这就是陈毅。他“放炮”的时候，能石破天惊；他认错的时候，也坦坦荡荡，绝不护短。
这件事，最后闹来闹去，反而成了个“多赢”的局面。
第一，陈毅那句“狠话”，成功地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不惜一切代价要打破核垄断的决心。这比发一百篇“严正声明”都有用。
第二，金庸的社论，引发了一场全球华人的大讨论，反而让更多人去思考和理解了中国造原子弹的“无奈”和“必要性”。
第三，陈毅最后那番“诤友”的表态，更是展现了新中国领导人“闻过则喜”的胸襟。
这宣传效果，比单方面硬邦邦地灌输，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所以说，绕了这么大一圈，咱们再回过头来看周总理为什么非要用陈毅？
因为他太明白了。外交这个大舞台，不能只有一个声音，不能只有一种腔调。
周恩来自己，是那个“滴水不漏”的底线。他负责处理最复杂、最精密的事务，他像一个精算师，保证国家这艘大船在惊涛骇浪里，永远不会偏航。
而陈毅，是那个“火力全开”的炮手。他负责在关键时刻，用最强硬、最直白、最提气的声音，去震慑对手，去宣示立场，去打开局面。
一个“周全”，一个“刚猛”；一个“守成”，一个“开拓”。
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周总理的算盘，精着呢。他俩往那一站，一个像盾，一个像矛，组成了那个年代新中国外交最完美的搭档。
周总理需要的，正是陈毅那股子无人能及、也无人敢模仿的“元帅气魄”。他宁愿去处理陈毅“放炮”带来的一些“小麻烦”，也绝不愿失去这门能“镇国威”的“重炮”。
陈毅这辈子，在外交部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14年，从1958年一直干到1972年去世。
他这一路，枪林弹雨地过来了，到了外交舞台上，还是那副快人快语的豪侠做派。
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完美无缺”的外交官，但他绝对是那个特定年代，新中国最需要、也最不可替代的外交部长。
他那些“炮”，不是没头没脑的乱放。那是一种清醒的策略，是一种骨子里的自信，是为一个一穷二白、却想挺直腰杆站起来的民族，硬生生砸出了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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