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的一天深夜，北京中南海灯光未灭。桌上摊开的，是几份从华盛顿、东京、伊斯兰堡陆续汇总来的电报。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位中国最高领导人，对着这几页纸，反复权衡。气氛不算紧张，却很凝重。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几乎不可想象的选择——要不要接住美国总统尼克松抛来的这只“橄榄枝”。
这一年，毛泽东七十八岁，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周恩来六十三岁，工作节奏依旧紧凑。两人心里都很清楚：如果把握不好对美关系，这不仅是一场普通的外交冒险，很可能还会牵动国内、国际两个方向的局势平衡。
有意思的是，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一年之后，这个曾在国内被称为“美帝头子”的美国总统，不但会走进人民大会堂，还会在北京街头看到“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然后把这个问题直接提到毛泽东面前。而毛泽东，只用了三个字，就把这块看似“硬骨头”轻松化开。
要理解那三个字的分量，不得不从更早的那场国际角力说起。
一、冷战夹缝里的“奇招”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中美两国的处境都不算轻松。表面上，美国依旧是世界头号强国，但越南战争已经把这个“超级大国”拖得筋疲力尽。
1961年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在越南问题上不断加码，约翰逊继任后继续升级战事，到1969年尼克松就任时，越战已经打了八年，耗费了美国巨额军费，也把大量美国年轻人送上战场。反战浪潮此起彼伏，“撤不撤”“怎么撤”，成了尼克松绕不过去的政治难题。
而在地球另一端，中国也面临巨大压力。中苏关系在六十年代初急剧恶化，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更是让局势一度濒临失控。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大规模陈兵，军事威胁摆在眼前。美国虽远在太平洋彼岸，却同样与中国长期敌对，尤其是朝鲜战争后，美国第七舰队长期在台湾海峡巡弋，这在中国领导人眼中，是赤裸裸的武力干涉。
冷战的板块似乎被卡死了：一边是美国与盟友，一边是苏联阵营，中国在其中显得有些孤立。越战战场上，美国支持南越，中国与苏联支持北越；台湾问题上，美国坚持支持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席位上，美国也一直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入场。
不过，政治从来不只是敌友二元对立的问题，利益的天平一旦微微倾斜，原本对立的两方，也会频频互相打量。尼克松正是那类懂得“借势”的政治人物。他清楚，如果不能在中苏之间做文章，越战问题永远看不到出路。
尼克松后来回忆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同时同苏联和中国打交道，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机会”。这不是客套，而是他谋划中的“现实主义外交”。在他看来，越南战场上的枪声不是根源，真正的关键在北京和莫斯科。
对于中国而言，与美国缓和关系，同样有很现实的考虑。一方面，通过打开中美大门，可以在战略上牵制苏联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台湾问题久拖未决，美国始终把手伸在台湾海峡，这根刺要拔出来，迟早绕不过美国这一关。
利益的驱动，让原本隔绝二十多年的两国，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试探、打量、接触。只是，这种接触一开始极其隐蔽，既要考虑外部形势，也要兼顾各自国内舆论。
有意思的是，这场大国博弈的序幕，并不是在联合国会场上拉开的，而是从一项看似“微不足道”的体育运动开始。
二、“小球”先动，“大球”才转
1971年春天，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举办。那时的中国乒乓球队在世界上已经是强队，成绩亮眼；美国队则普通得多，既没有惊人战绩，也没有太多媒体关注。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届比赛上，美国选手科恩误上了中国队的大巴，成了一个微妙的转折点。双方运动员短暂的寒暄和友好交流，给了中国决策层一个机会——可以用一种“不那么敏感”的方式试探中美之间的温度。
很快，中国乒乓球队向美国队发出访华邀请，美国队欣然接受。4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踏上了中国国土。22年的坚冰，突然间出现了一条细小的裂缝。
“小球推动大球”，这句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并不是夸张。乒乓球这种非政治化、大众化的运动，正好提供了一个既可以释放善意，又不会显得过于突兀的平台。中国方面在背后，是毛泽东亲自拍板；美国方面，则是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精心策划。
乒乓球队访华刚一落地，国际舆论马上捕捉到了风向的变化。各种猜测随之而来：中美是不是要“破冰”？尼克松会不会亲自访华？什么时候？以什么身份？谈什么？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又通过第三方开始加码试探。尼克松在白宫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直接表示有意派高级使节秘密访华，希望巴方牵线搭桥。巴基斯坦与中国关系密切，与美国也保持着良好沟通，确实是合适的人选。
叶海亚·汗不久便访华，把尼克松的意愿转达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心里明白，这个机会难得，但条件必须说清。几天后，他正式向叶海亚·汗回应：台湾是中国领土，而美国长期以武力干预台湾海峡，这是中美关系的根本问题。如果尼克松真有诚意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欢迎美国特使来华谈判。
话，说得并不激烈，却把重点点得很准——先把原则摆到桌面上。叶海亚·汗回国后，将中方态度原原本本转给美国方面。此时，美国也在做着精细安排：既要表现出改善关系的诚意，又要顾及国内反共舆论的压力。
在这一来一往中，一个更隐秘的行动悄然启动了。
三、基辛格的“失踪”和钓鱼台的长谈
1971年7月初，基辛格从华盛顿出发，公开的说法是前往越南南方调查战况、访问盟国。行程刻意安排得很“乱”：先飞西贡，再转曼谷，之后是新德里，然后才抵达巴基斯坦。
7月8日，他出现在伊斯兰堡。当晚的晚宴上，他突然对外称身体不适，需要静养。叶海亚·汗对记者们解释说：“伊斯兰堡天气太热，基辛格博士有些不适，已安排他去山上的总统别墅休息。”同时明确表示不便陪同采访。
就在第二天凌晨四点多，这位“生病”的美国总统助手悄然登机，从巴基斯坦直飞北京南苑机场。9日中午，飞机落地。叶剑英等中国领导人早已在机场等候。
这是第一次秘密接触，气氛自然略显微妙。下午，周恩来在钓鱼台迎接基辛格一行。基辛格一开始略微拘谨，照稿念了一段正式的开场白，有些生硬，也有些不自然，他自己都觉得不对劲，只得把稿子放下，用更随意的方式开口。
而周恩来则用一种介于严肃和幽默之间的口气，把一开始的紧绷气氛慢慢化开。他告诉基辛格，中国并不神秘，只是被误解太久；又半开玩笑地提到，两国领导人虽然远隔重洋，但“白天夜里倒过来”，实际上一直在同一时间进行各自的工作。
基辛格此行的任务很明确：一是探讨尼克松访华的时间和安排，二是试探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的底线与空间。由于整个行动是秘密进行，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被压缩到四十八小时。就在这四十八小时里，中美之间进行了十七个多小时的集中会谈。
周恩来在谈判桌上极为清醒，既强调中国在台湾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又表现出对改善中美关系的积极态度。会谈间隙，他还抽时间陪基辛格参观故宫，并设宴款待。礼数周全，分寸拿捏得极准确。
7月11日，基辛格离开北京。当天，白宫发布公告，对外宣布：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热情邀请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之前适当时候访华，尼克松已经接受邀请。这条消息一经公布，震动了整个世界。
在很多人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的时候，中国内部已经在悄悄部署接待方案。将近一年时间里，周恩来亲自抓细节，外交、礼宾、安全、翻译等各个系统昼夜紧张筹备。但有一些东西，他们没有动，其中就包括那些分布在北京街头、“看上去刺眼”的政治标语。
这一步，在当时看来有些“冒险”，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
四、“打倒美帝”的标语为什么没撕
1972年2月21日，“空军一号”在北京机场的跑道上缓缓滑行。尼克松走下舷梯，迎接他的是站在寒风中的周恩来。两人握手的那一瞬间，按西方媒体的话说，是“扭转历史的一握”。
不过，从机场仪式的细节就能看出，中方并未刻意营造“热情洋溢”的氛围。机场上看不到中美两国国旗，也没有铺红地毯，更没有锣鼓喧天的场面。迎接队伍是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仪仗队，步伐整齐，气氛肃穆，更接近一种庄严的国家礼仪，而不是友好盟友之间的亲昵互动。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称赞中国仪仗队是他见过“最出色的一支”，这些话并非溢美之词，而是他真实的震撼：整齐的军容，冷静的目光，既不卑，也不亢。这种秩序与气度，对习惯于西方式礼仪的美国政客来说，开云app下载冲击不少。
机场检阅结束后，尼克松被安排前往驻地休息。七十年代初的北京，城市面貌还很朴素，一路上随处可见宣传画和标语：工农兵形象鲜明，色彩强烈，口号铿锵有力。这些是那个时代的日常，并非为谁特别准备。
就在这样一条路上，尼克松注意到墙上一幅画：几个中国工人举着枪，指向画面外的“敌人”。旁边的中文标语引起了他的好奇。他问随行翻译：“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翻译沉默了一下，很快意识到问题的敏感，又不得不如实回答：“写的是‘打倒美帝国主义’。”
气氛当时略微一僵。尼克松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愤怒，简单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可这一句“打倒美帝国主义”，对多年身处对立立场的美国总统来说，含义实在不轻。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标语并非偶然遗漏。对中方而言，这既是现实情况，也是一个有意保留的“信号”。几十年来，中国舆论一直把美国当作“帝国主义的代表”，朝鲜战场上有过血战，台湾问题上长期对峙，民间和队伍里的情绪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
如果为了这次访问，把“打倒美帝”的字样统统刮干净，国内很多人未必不生疑，更不利于向民众解释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原因和原则。与此同时，中美双方在协商时也有共识——这次访问必须保持一定的“低调”，显示理性与谨慎，而不是一味热络。
{jz:field.toptypename/}站在这个角度看，那些标语，既是历史留下的痕迹，也是一种刻意保留的真实。问题在于，美国人怎么看？尼克松怎么处理？
基辛格当时心里是紧的。他很清楚，一旦尼克松在内部把这件事放大，再叠加国内反共势力的声浪，后续谈判随时可能蒙上一层阴影。只是，等到尼克松走进中南海，亲自向毛泽东提起这件事时，事情的发展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五、三个字，化掉一块“硬骨头”
1972年2月21日下午，尼克松刚在住处稍事休息，就收到通知：毛泽东准备在中南海会见他。按原本安排，考虑到毛泽东身体情况，这次会见是否能成、什么时候成，都存在不确定性。尼克松听说消息后，立刻起身换衣，显得非常重视。
车驶进中南海时，他并不知道这场不到一小时的会面，会在日后多次被写进历史书。
尼克松后来回忆，见到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亲切而又庄重”。毛泽东主动伸手，握手时间不短，开口的第一句话却是：“我这个人，现在说话不大利索了。”一句轻描淡写，把自己的身体状况点明，也把会面气氛带向一种并不紧绷的节奏。
随行的基辛格也被招呼上前。毛泽东盯着他看了几秒，说：“你就是那个基辛格博士？上回来北京，我可没见着你。”基辛格略显拘谨地回答：“能见到您，是我的荣幸。”双方很快落座。
按中国方面的既定安排，具体外交事务由周恩来与基辛格、尼克松集中谈判，毛泽东这次会面更多是从战略高度做一次“定向”。他开门见山指出，中美有根本分歧，但可以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找到共同点。谈一定要谈，但谈什么、怎么谈，细节就交给“周总理他们去办”。
尼克松出于礼貌，也出于真实感受，提到了自己读过毛泽东的著作，评价其为“改变世界的思想”。毛泽东笑着摆手，说不过是在北京周边折腾了几下，哪谈得上改变世界。这种带点自嘲味道的谦虚，说得轻，却让对面慢慢放松下来。
谈话进行到中段时候，尼克松突然提起途中看到的那幅宣传画，说到“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房间里一瞬间安静了些，大家都看向毛泽东。
毛泽东微微一笑，只说了三个字：“放空炮。”
这三个字，说得不急不缓，也不带火气。尼克松没听懂，脸上略带疑惑。周恩来在一旁接过话头，解释道：“我们这里常喊口号，你们也一样。比方说要‘消灭共产主义’之类，话都说得很厉害，真要动起手来可没那么容易。这种喊法，就是‘放空炮’。声势大，其实不真打。”
这一番解释，很接地气，也很直截了当。既没有否认过去对美国的强硬口号，也没有在立场上退缩，而是把激烈口号与实际政策划出了界限。尼克松听完，开怀大笑，反复点头。
这就是语言的艺术。把几十年高喊的口号归为“空炮”，看似玩笑，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清楚的政治表达：对抗可以存在，情绪可以理解，但坐下来谈，是另外一件事。情绪归情绪，政策归政策。
谈话继续往下走时，基辛格提到，尼克松访华在美国国内遭受不少反对声音。毛泽东点点头，很坦然地回应说，在中国国内，也有人对同美国接触持批评态度，甚至有人骂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说到“蒋委员长”时，还半带笑意，说那位老对手自然也不会欢迎两岸之外的中美走近。这番话既承认了各自国内的争议，也顺势把氛围拉回到一种可以开玩笑的层面。
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毛泽东则没有半点含糊。他明确指出，世界上的大事不在于一个小小的台湾岛，而在于全球力量格局的调整。台湾问题，不能用无限制拖延来回避，而中美关系的破冰，可以在更大棋盘上彼此获利。
这一小时的会面，时间不长，内容却极集中。对于尼克松和基辛格而言，他们遇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宣传中“脸谱化形象”的中国领袖：既有鲜明的立场，又不缺幽默；既坚定，又灵活。这种复杂的个体形象，打破了旧有的刻板印象，也为双方接下来的磋商，提供了难以替代的心理基础。
六、从钓鱼台到上海：一纸公报背后的角力
毛泽东会见之后的几天，尼克松的公开行程看上去轻松不少：参观长城、故宫，游览杭州西湖，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欢迎宴会等等。这些都是外界看得见的画面：笑容、举杯、拍照。
但在另一端，基辛格和中方工作小组却几乎没有多少休息时间。双方要在短短几天里，就一份具有标志意义的联合公报达成一致，而这份公报既要表明双方共同点，又要写明分歧，这在国际外交史上都不多见。
美方的直觉是：公报里尽量写双方“达成共识”的部分，把分歧留在私下，以免掀起太多波澜。基辛格甚至颇为不满地说，把分歧写得太明白，“不是让全世界看我们吵架吗？”
中方则坚持另一种逻辑：既然两国制度、立场差异巨大，那就坦坦荡荡写出来。正因有分歧，才更显得共识来之不易。遮遮掩掩，只会给外界留下更多猜疑，也不利于向国内各界交代。
这一点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态度都很坚定。政治制度不同，不必勉强，承认差异，才好谈合作。基辛格自认在谈判桌上极少遇到真正能压制他的人，但在钓鱼台这几天，他不得不一次次调整自己的方案。
最后达成的《中美联合公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上海公报”，在结构上颇为独特：一部分阐述两国的共同立场，另一部分则分别陈述各自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包括对台湾、对亚洲局势的认识。
公报的措辞经过反复推敲。其中有关台湾的内容相当关键：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表示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虽然距离完全建交还有一段路要走，但这已经是美国方面在当时条件下作出的最大政治表态。
这份公报背后，是双方对各自国内舆论、阵营关系、战略布局的综合盘算。尼克松以此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重磅成果”，对缓和越南战场压力、与苏联的平衡都大有裨益。中国则借此打破长期被孤立的局面，打开通往更多发达国家的大门。
从时间线看，1972年的这次访华，没有立刻带来建交。直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从政治意义而言，尼克松访华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已经开始显形：中美之间从完全对立，转向有限合作；美国与苏联的角力，也因北京的参与而出现新的变量。
如果把这段历史拆开来看，会发现几个关键节点：1971年的乒乓球外交，基辛格的秘密访华，1972年的“改变世界的一周”，以及“打倒美帝”被解释为“放空炮”的那一刻。每一个节点，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互相勾连，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脉络。
那三个字，看似轻描淡写，却把两个层面分得很开：一是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情绪和口号，一是面向未来的国家利益与外交布局。在处理这两者关系的时候，老一辈中国领导人表现出的，并不是简单的情感转向，而是一种在坚守原则前提下的策略调整。
从尼克松的角度说，这趟“冒险之旅”固然伴随风险，却换来了一个对美国极为有利的战略转圜。他在北京街头看到的那幅宣传画，后来也成了回忆录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对中国而言，那些没有被撕掉的标语，与那句“放空炮”的解释一起，留下了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细节：
情绪可以保留，历史也不会被抹掉，但在关键关头，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对现实格局的冷静判断和对自身利益的清醒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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