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新宿站前的霓虹灯下，李文彪裹着件褪色的羽绒服，数着兜里的硬币，刚从便利店后巷捡了个烂苹果，啃了一口，发霉了，只好含着水咽下去，当年他穿阿玛尼西装，进出外资企业，现在身份证是张泛黄的玻利维亚护照，签证页上全是逾期的章。
九十年代初，李文彪在浦东陆家嘴的办公室里给客户打电话，总看着落地窗外面的黄浦江出神，外资公司给的工资是国营单位的三倍，可他总觉得西装底下心跳得快，公司派他去玻利维亚培训三个月，他提前半年把中国护照退了，世界公民四个字在申请表上印得清清楚楚，他没跟父母说，只发了张自由女神像的明信片。
玻利维亚的太阳把他晒得一层层掉皮，培训结束那天冰雹砸下来，他站在矿场的泥地里，盯着设备说明书上的西班牙文字，一个字也认不出，说好的高薪活儿变成了三个月的临时工，回国的机票还是跟工头借的，后来他开了个烤串摊，食材被海关扣了半个月，攒下的钱全扔进拉巴斯的垃圾堆里。
2008年一个下雪的晚上，他带着最后两千美元上了飞东京的货机，成田机场的自动贩卖机亮着蓝光，他才晓得一个易拉罐能卖八十日元，开云app下载申请入籍的材料堆满了四叠半的小隔间，移民局回信盖着“不符合在留资格”的章那天，他正蹲在唐人街给人洗海鲜筐。
我本就是中国人啊，他攥着那张褪色的出生证明，在使馆外头转了三个月，工作人员递来《国籍法》第三条，窗外的樱花飘下来，落在拒签通知书上，他现在只能等夜里去中餐馆后门卸货，房东每两周来收一次现金房租，收据上写的是地下室水电费，上个月他烧到三十九度，只好让堂哥先垫了诊所的费，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十二个华人律师的号码，都是紧急时候能拨的。
去年冬天他翻墙看新闻，上海旧改拆到虹口那条弄堂了，父亲发来消息，气音说母亲爬不动楼梯了，他盯着视频里哗啦倒下的砖墙，忽然想起九五年退国籍那天，母亲把存了十年的罐头糖塞进他行李箱，糖早化在某个拉美旅馆的抽屉里，他现在蹲在东京桥洞底下，用捡来的报纸裹住冻僵的脚趾。
国籍不是便利店会员卡，他对着凌晨三点的便利店玻璃窗轻声说，倒影里二十岁的自己正拿着护照笑，远处电车开过轨道，轰隆隆响着，他听见童年弄堂里梧桐叶掉在地上的声音，和此刻飘下来的东京雪，响得一样轻。